清乾隆年间的一天，程晋芳（1718―1784年）、周永年（1730-1791年）曾戏谓姚鼐（1731―1875年）道：“昔有方侍郎（苞）,今有刘先生（大）,天下文章,其出于桐城乎?”却不料在百余年后，“天下文章出于桐城”的戏说竟被彻底颠覆。
话说1917年1月，胡适（1891―1962年）在《新青年》第2卷5号上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提倡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。随即获得陈独秀（1879-1942）的热烈响应，并在《新青年》第2卷6号上发表《文学革命论》，将革命矛头直至中国旧文学，视“前七子”、“后七子”和归有光、方苞、刘大�、姚鼐等人为“十八妖魔”。同时，在这一期《新青年》的通信栏内，还刊载了钱玄同（1887－1939年）致陈独秀的一封信，信中钱氏有响应“文学革命”而有“改良文艺”之念，而“选学妖孽，桐城谬种”八字，从此也就被人误读为对整个“桐城文派”和“文选之学”的彻底否定而不胫而走，于是“目桐城为‘谬种’，选学为‘妖孽’”（《新青年》4卷3号《文学革命之反响》）之说，甚嚣尘上，不仅成为了时人共识，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后人的观念，以致于《中国文化史》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）的编者在论及“桐城文派”时，还承袭了以往的说法：“桐城派在当时文坛较为孤立，受到汉学家和骈文家的一致排斥。新文化运动将桐城派称为‘桐城谬种’而被全盘否定。”
1928年10月，姜书阁先生（1907-2000年）完成了专著《桐城文派评述》（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版），该书对“桐城文派”的缘起、传衍、发展、递变、衰落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和评论，尽管他自己还是忍不住时代氛围的压力而表白自己“并非‘桐城余孽’左袒古文”，并以该派文风“对于我们学术上的影响――自然是坏的方面多――非常之大”作为说辞，但该书实际上开创了以后在学术上述、评结合地研究“桐城文派”的先河。虽说在其后，还有1946年8月―1947年7月曾任休宁中学校长的姚子素《桐城文派史》、《桐城文录入选诸家著述考》及梁�《桐城文派论》等问世，但被认为影响力均不及姜著。
1924年，与“桐城文派”颇有渊源的刘声木（1876―1959年）编印了《桐城文学渊源考・撰述考》，其中《渊源考》收录归有光以下作家1223人，《撰述考》列作者238人，收书目2370余种。吴孟复先生（1919―1995年）认为，该书“考其师承，录其名氏，括其生平，详其著作，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，兼具‘学案’、‘目录’、‘索引’之作用”，“实为研究桐城文派最佳之工具书。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又有王镇远著《桐城派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）和王献永著《桐城文派》（中华书局1992年版）问世。
历时二百余年，几乎与满清入主中国的国运相始终的“桐城文派”由兴而衰，如今差不多已经沉淀进入了中国文学史的长河。那么，它究竟是中国传统文坛上怎样的一个文学流派？它又是如何由被文人们追捧而又被贬斥的？相信开卷阅读上述诸书和下列书目，是能够给自己一个较为明白的答案的。
一、《桐城文化志》
（方尔文主修，汪福来主编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）
本书共九章，依次是《文化行政机构沿革》、《群众文化》、《戏剧 电影》、《报刊 图书》、《文艺创作（兼及学术著作》、《桐城文派》、《文化名人》、《艺文选存》，附录有桐城在901―1988年间的“文化大事记”，以901年（唐天复元年）桐城县文人曹松以七十一岁高龄考中进士，与其他四位年逾七旬而金榜题名的考生，称为“五老榜”。杨培金在序言中指出，该志书“史料比较丰富，可以从中领略桐城文化的古貌新颜，掌握桐城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它跳动的脉搏”，因此是“今天桐城人不可缺少的一部乡土教材”。
二、《桐城文派述论》
（吴孟复著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）
本书共十章，依次是《“桐城文派”及其历史渊源》、《“桐城文派”的地理因素》、《“桐城文派”与艺术特色》、《方苞、戴名世与“桐城文派”》、《刘大�与“桐城”、“阳湖”二派》、《姚鼐与“桐城文派”》、《姚门诸子》、《“桐城派”与“湘乡派”》、《马其昶、二姚与陈三立等》、《怎样诵读、研究古文》。本书前言有吴孟复先生在七旬高龄所述本书十款特点，可为导读。附录有作者《方望溪遗集序》等五篇有关序文和后记。
三、《桐城派名家文选》
（程根荣主编，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）
全书分为九章，共选入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�、姚鼐等25位“桐城文派”代表性作家的63篇佳作和名篇。作为清代文坛上诞生的最大的散文流派，“桐城文派”以其文章传统的源远流长、文论体系的博大精深、文章作品的丰厚清正而曾经风靡一时，流芳后世，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份文学瑰宝和文化遗产，也是学习汉语文写作的重要参读物。作为桐城当地的“乡土校本教材”。本书编者为桐城师范专科学校教授，他在本书后记中指示青年后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五个台阶是：诵读，理解，链接，辨别，运用。
四、《方苞散文选集》
（王沛霖、王朝晖选注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）
本书共选编并注解了有“一代文宗”（袁枚语）之称的方苞（1668―1749年）的散文、随笔代表作50篇，就文体而言，有寿序、信札、墓志铭、哀辞、传纪、游记、书后、题记等。选注者在本书卷首题为《方苞和他的散文》的导读文章中指出，其文章，不仅有中国儒家封建道统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纲常、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外，尚有汉民族气节的附丽和民族主义思想的隐现。而构思上的“新奇巧妙”、文风上的“质朴疏淡”、立意上的“委宛曲折”、语言上的“清澄雅洁”和描摹人物之生动形象，以及感情抒发之冷静深沉，则是其文章的优长之处。
五、《血祭桐城派――戴名世传》（附读：《戴名世散文选集》）
（朱洪著，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版）
本书按传主戴名世（1653―1712年）的生平事迹，顺序展开为十章《龙眠山下》、《桐城生员》、《太学读书》、《入幕福建》、《四试不第》、《金陵选家》、《浙江纪行》、《顺天中举》、《乙丑榜眼》、《穷途末路》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说：“嗅一嗅这个文质彬彬的人身上曾有的血腥味，可以感受清代风花雪月的文坛、文质彬彬的科场掩饰下的马蹄和屠刀。窥视这个文人的漫漫人生路，可以换一个角度放大一下清朝曾有的一页。散文派别、科举道路、文字狱等等，就不再是毫无生气的字眼，而是文化、政治和社会成长中的缺憾。”
六、《姚鼐研究》（附读：姚鼐《惜抱轩尺牍》）
（周中明著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）
本书分为上、下两编。上编为综合研究单元，叙述了姚鼐所处的请代乾隆后期的社会和时代背景、追求科举荣耀的书香门第和家族传统，以及姚鼐的人生之路及其年谱；下编为专题研究，从姚鼐的思想性格到文学主张，从姚鼐作品的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和成就，共分十六个专题进行了论述。附录有姚鼐的传记资料、其作品的序跋和后人对他的评论资料。作者认为，姚鼐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，“作家人数最多、经历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大的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”。曾国藩回忆自己“粗解文章”，即由姚先生启发而来，因此，“举天下之美，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”，而师其人、读其书，“终身用之，有不能尽。”
七、《桐城派研究》丛刊
1985年，首届“桐城派学术讨论会”召开。2000年，桐城市成立了市级桐城派研究会，并创办了《桐城派研究》专刊。2005年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成立。由学会主编的《桐城派研究》丛刊，已经问世了第十四辑。